上周末的商场文创店里，几名中学生围在琳琅满目的盲盒货架前，反复掂量、摇晃着盒子，试图从细微声响中捕捉“隐藏款”的线索。不远处，卡牌自助售卖机屏幕闪烁，一名小学生正仰头盯着翻滚的卡包动画，手中拿着一打卡片。从线下专柜到线上直播间，从几十元的玩偶到数元一包的卡片，盲盒、盲卡这种未知惊喜的消费模式，已成为不少青少年娱乐生活的一部分。
然而，当“试一试”变成“停不下来”，或者长辈因溺爱而无节制的投入，这种消费带来的问题便悄然浮现。近日，新民晚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，有沪上家庭因孩子热衷收集卡牌，长辈在短短数月内为其支付了超过8万元。
四成多愿为隐藏款买单
“老人家觉得这是孩子的爱好，又能带来快乐。一开始，他没在意金额。后来才发现，为了凑齐一套所谓的‘稀有卡’，投入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。”小贝的妈妈说，这一两年间，外公为小贝的“爱好”花费了上万元。高一学生小李则告诉记者，她和同学常交流抽盒心得，也会在网上观看“拆箱”视频，那种期待和偶然获得的惊喜感，是吸引她的主要原因。“端盒（购买一整系列）太贵了，我通常只抽自己喜欢的系列。但有时候为了那个最喜欢的款式，会忍不住多抽几次。”
在上周五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的模拟政协活动中360配资网，高一学生的一份校园盲盒调研也提到了“青少年盲盒爱好的爱与愁”。这份名为《关于规范青少年盲盒消费行为的建议》的模拟政协提案，源于学生们对身边现象的观察。调查发现，在受访的青少年中，66.67%的人购买盲盒是因为“做工精美”和“喜欢某个IP”，同时有44.44%的人坦言会受到“隐藏款的刺激”而重复消费。“很多同学清楚抽中的概率很低，但那种‘下一次可能就会中’的念头，加上社交媒体上的‘欧气’（好运）分享，很容易让人持续投入。”调研报告组组长张智宸说，调查还发现，青少年盲盒消费呈现低龄化、额度两极分化趋势，虽然超六成受访者年消费低于300元，但仍有13.33%超过2000元，个别情况投入巨大。
规范落地执行参差不齐
我国的《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（试行）》中明确规定，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；向8周岁及以上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，应当确认已取得监护人同意。这一条款旨在为青少年消费设置“保护阀”，然而在现实中，其落地却面临着复杂情境。
“很多消费发生在家庭内部授权或默认之下，甚至是一种情感馈赠。事后即便觉得不妥，也难以简单归咎于商家。”静安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主任陈小文表示，如何界定“监护人同意”，尤其是在隔代抚养、亲情付等场景下，成为实践中的模糊地带。“比如，在动辄上万的未成年人盲卡消费案例中，除了孩子自身的好奇与收集欲，部分长辈无界限的‘支持’，比如祖辈出于疼爱，将卡牌作为频繁的奖励或礼物，也可能在无意中助推了非理性消费，使监管意图在实际的家庭互动中落空。家长一方面担心如手机、游戏让孩子沉迷，另一方面又在有意无意地培养孩子对于‘盲盒’获取的兴趣，其实两者本质上并未有多大区别。”
而现实中的销售端，对规定的执行也参差不齐。报告撰写人之一、华政附中的吴天同学在实地调研中发现，线下盲盒专柜或卡牌售卖点，店员往往不会主动、严格地询问购买者的年龄并核实监护人意愿，消费行为基本处于“无障碍”状态。相比之下，网络渠道的售卖则更具隐蔽性和“鼓动性”。“在一些直播拆卡或盲盒开箱的视频中，主播会运用极具感染力的话术，比如‘这盒有戏’‘恭喜老板’，营造出一种紧张、兴奋的集体氛围，刺激观众即时跟风下单。”吴天观察到，这种沉浸式的销售场景，加上便捷的一键支付，很容易让青少年在冲动之下完成交易，而所谓的“监护人同意”环节，在虚拟空间中被极大地弱化甚至绕过了。
学生呼吁设置“理性栅栏”
“我觉得关键在于区分‘为热爱买单’和‘为冲动付费’。如果我真的很喜欢一个系列，我会提前规划好零花钱，设定一个上限，抽不到也不再强求。”张智宸自己就是一位盲盒爱好者。他认为，盲盒、盲卡本身并不是“原罪”。“校园提案的目的不是全盘否定盲盒、盲卡的艺术价值和这种形式带来的收藏乐趣。而是希望通过一些机制，帮助同龄人和家庭建立更健康、更可持续的消费习惯，避免从‘爱好’滑向‘沉迷’。同龄人之间需要更多的理性交流，而非单纯的晒卡攀比。”
因此，学生们在提案中建议构建“缓冲机制”，例如，探索建立更清晰的消费提示与验证流程，在涉及大额、高频消费时，提供必要的确认环节，给予家庭一个“冷静期”。同时，他们倡议强化概率公示，让“随机性”更加透明。“此外，我们也希望通过家庭、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，提升青少年的财经素养，让大家在享受乐趣的同时，也能理解预算、价值与风险。其中包括，学校适时引入相关财商教育，通过案例分析、主题班会等形式，提升青少年对消费行为的认知与管理能力。”
华政附中校长傅松指出，盲盒消费现象背后，有青少年社会心理、家庭互动与商业模式的多重因素。“完全隔绝既不现实，也可能激发逆反心理。商家应强化社会责任、避免不当诱导；家庭内部应建立开放沟通机制360配资网，将消费预算转化为培养孩子规划能力的机会；学校则可提供教育支持，帮助学生理解商业逻辑，建立独立判断力。学生们通过模拟政协对此进行调研与思考，本身就是一次宝贵的理性实践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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